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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旧书本想保存持久,实在是很难的一件事,综观昔时,隋代的牛弘、唐代的封演、宋代的洪迈等人对书之厄运,都有发人深思的论说。这些厄运多属兵燹、水火、虫灾,而更凶猛的当触及政治的原因。现在想写的,是其他一种人为的原因所形成的书厄。

先说现在的吧,不论是在何处,大凡书店里有旧书、旧报、旧刊,那都是收藏者眼睛里的宝藏。而对书来说,只需是线装古籍,那更是逛潘家园等地的人们最受宠爱的。毕竟是旧一点的东西,有点年初的目标,在通过文化大革命扫四旧的扫荡,现在再找也就不那么简单了。所以,现在似琉璃厂的一些大书店,如要售卖一批图书,那清晨就会有人排队等候,而到开门的片刻,人群就像听到发令枪响,头批的数人抢先抢后,一涌而入,不似百米而胜似百米,先抢上几捆再说。由此可见旧书受欢迎之至。

但是在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初,旧书职业却是其他一番景象。津生也晚,不能躬逢其境,只能从读长辈们的书中得知一些想不到的工作。

所谓是书贾贩卖,惟利是图,利之地点,趋之若骛,何足与言中华传统文献之重要!在四十年代的上海,即使是来青阁、修文堂、修绠堂等重要书肆,在售卖古书的一起,也将店中难销之书、残损之本、西文书、教科书、圣经、过期杂志等等论担秤斤售出。郑振铎写过一篇「‘废纸’劫」的文章,说的是书店老板不论秤斤之书终究为何,只需有钱赚,那怕是绳头小利,也会将书送去做还魂纸。

某日,郑先生在我国书店见有旧存古书七十余捆,店东正欲招纸商来秤斤去。郑见其目,多一般古书,且都为有用者,若江标辑《唐人五十家小集》(光绪二十一年江氏灵鹣阁据南宋陈道人本景刻)、吴省兰等辑《艺海珠尘》(嘉庆道光间刻本)以及《两浙輶轩録》、《杨升庵全集》、《十国春秋》、《水道提纲》等书,约七八百种五千余册之多。店东说:如欲留,则应当即决议,便可不至使之成废纸。郑力劝其留售。不允,并说这也不能销,那也没人要,不如论秤出,得利多并且快。郑只得又去几家了解的旧书店游说,期望他们能买下。但这几位店东也都以不值得、不易售而婉辞谢却。在百般无奈之下,为了使这些书免成还魂纸,郑只好在囊中穷困之际,决然以六千金救下了这七八百种书。

郑先生感概之余,又写道:「凡家有破书数架、故纸一篓者,负贩辈必百计出之。不必论何种书也,不必视书之完缺也,不必选剔书之破蛀与否也。无须泾泾议价,更无须专家之摩挲审定,但以大秤一,论担秤之足矣。所以千秋万世之名著,乃与朝生暮死之早报等类齐观矣;所以悉数断烂朝报,乃偕精心结构之巨著同作废纸入熔炉矣。文献之浩劫,盖莫甚于今日也!目睹心伤,回天无力。沉痛之甚,几有不忍过市之感。」

郑是作家、教授、学者,也是藏书家,其时丢失的心境,真是一般人所无法了解的。郑先生1943年4月27日在送王伯祥《十国春秋》封面上写道:「浩劫之后,継以焚毁,古籍之存世者鲜矣!近数月来,纸商复以重值网罗旧书为制纸质料,各书肆关于巨帙之廉值书皆捆载出售,实图籍之又大厄也。予目睹心伤,抢救无力,昨来青阁得我国书店存书八十余扎,亦欲售予纸商,予大愤,倾囊悉得之。」也可印证上面的事。

顾师廷龙先生是在1939年7月离京赴沪筹办合众图书馆事宜,次年即从沪肆购书,与估人很是熟洽。在顾先生1944年的日记中,屡次叙及了书肆将不易销之书易手卖与造纸厂之事。如《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》,此书四十四卷,一大函,1933至1935年铅印本。在某书店有若干套,每部定价五百数十元,无人问津。后有一起行至,不还一价全携之去,谓论斤售与做还魂纸者,可得六百数十元,就这么一易手,可赚一百五十元。顾先生闻知,叹曰:「如此以往,书将尽矣。」

没过几天,顾去东方旧书店,见到店东将不易销之书俱秤斤售纸厂为质料,其间有《三通书局丛书》数十箱、日日新闻社之《华中现势》均在。此店又有同文书院出售之书,多我国社会经济查询所及金陵农学院等所出查询之日文译著,其他工商业之查询录甚多,顾以每斤六十元(约四十斤)为合众图书馆买得。这个同文书院其时还有大批杂志称斤出售,数量多,且不经废纸商而径入纸厂。所以顾先生认为「杂志入同文一劫,出同文又一劫。本馆力不能收,听其毁掉,殊为闷损。」

又一日,顾游文都书店,见残方志十余种,皆捆待收废纸者购去。先生觉惋惜,遂以每斤九十元收之。顾又去另一家书店,见连史纸书皆以废纸售去,每斤八十元,大叹「惋惜」。再一日,修文堂主人孙实君告顾先生日来秤纸景象,晚访东方旧书店,亦谈秤纸事。据云:「抱经堂朱遂翔与其徒合伙购《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》,秤斤鬻去八十余担,《鄞县通志》三百余担。」《鄞县通志》计五十一编,1933年所修,三百余担又不知是多少部了。顾先生是以书为生命的学者,他终身所做的便是维护图书,所以他听后,十分之伤心,发出了「闻之惟有长叹。吾不知主管之人何亦丧尽天良,容易弃毁,一至所以耶?」

顾先生耳闻目睹,又去查询了一番,更了解到不同纸张的书本有不同的价格及收买情事,如白道林单面有字百元外,双面百元。报纸六七十,江南连史八九十元,手艺连史六七十元。书贾收来,售废纸小同行。小同行售大同行,大同行售纸厂,亦有由纸厂经纪出而收者。收去之纸,以纸质与色分类别解送,不行搀杂。大同行约二三家,本钱须五六百万元,小同行亦须十余万元。

1944年,抗战的局势现已发生变化,但上海、北京的经济依然很差。因废纸价高,各书肆关于残本而无法配齐者,皆论斤出售。琉璃厂某书肆,一次即达三万斤,悉数成了还魂纸。

解放初期,百废待举,古书也有时间短厄运。读邓之诚先生《五石斋文史札记》(1949/5/3)「多文阁魏估言:城中有蒙文《道藏》,悉数棉纸本,卖与亚兴造纸厂 共拉五排子车,每斤价五十元,共十余万元。业已造浆,不行拯救矣,浩劫哉!然未闻清代曾以满、蒙文译《道藏》,莫是《释藏》否?」而顾颉刚先生的《顾颉刚书话》中也有一段姑苏秤斤售书的记载,说的是他到会姑苏人民代表会议后还里,与文学山房肆主江静澜谈,知1949年后人家藏书散出,秤斤售与纸商,仅五百元一斤。而旧报纸价较旧书为贵,盖因适宜于造纸。北京书估至姑苏购书,出价渐高,每斤升至一千七百元,很多捆载以去,售与北方纸商,则每斤三千元矣。以其几加一倍,除运费外尚可挣钱,故书商竞为之,此中不知献身若干好书。南京文物办理委员会知之,令南京图书馆尽量买秤斤书。顾先生后去南京,知已秤若干万斤。因而,顾先生认为此亦是「抢救」也。

《卢前笔记杂钞》内有一篇「秤书记」,很有意思,说的是在旧纸铺里从废纸中秤得古籍的事(这和前面将书售之造纸厂不同)。云:「我得了一个好消息:在水西门旧纸铺里竟然能够容你挑选,一般是一千八百元一斤,你挑选的照二千元一斤核算。我知道这其间一定有好书的,因而约马君同往。正巧有客幇来办货,秤了四五百斤,捆载而去。我朝它望了一望,都是很规整的,线都没有断的,或许是什么丛书之类的书。铺主照顾他们去后,才注意到咱们,马君说:‘咱们是要选的,无论如何都买你的,照二千核算便是。’他点点头,咱们也就着手,打开了一捆,我发现一部彻底不缺的《金山志》,还有《续志》。在第二捆又得到一部《焦山志》,还有《京口山水志》四册。我心里正在惊讶:那里这多关于镇江的书!遽然在其他一捆中看到一本明刊的《镇江府志》,惋惜只要一本。‘很多的志书啊!’我心里又在喊了。什么《凤阳府志》、《淮安府志》,都是些残本,铺主向我说:‘这纸多么洁白,比洋纸都好,你看廉价不廉价?’打到第七捆,我又选了《广陵通典》等等。马君选了王定安《湘军记》和一些稿本、钞本。天色渐黑了,铺主为我的选书一秤是八斤,马君的是六斤半。其时付了钱,马君拎着两小捆送我回来,并替我一数,合计三十四本。传闻这铺主两三天上一次货,咱们又打算上菜市似的再去秤它一次。」

卢先生得到的山水志和地方志都不错,《金山志》及《续志》、《焦山志》、《京口山水志》都有不同版别,也不知是哪一种。明刊的《镇江府志》,应为三十六卷本(万历刻天启增修本),全帙仅天津图书馆一部。卢先生写的早已成为前史,假如这种工作发生在今日,那淘书者真要似张狂了,或也可能发生「打破头」的事了。

至于书贾们所起的效果,以及后来的什么将不必的书报杂志卖到废品回收站秤斤,或者是发生在「十年动乱」时的劫难,那就又是一回事了。

以上都是从我的读书笔记中抄出的,我没有去查找1944年和1950年时的币值,仅仅将比如先行写出,供研究者加以使用罢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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